所謂審時者，則是從對抗活動格局的整體上、宏觀上來看待局中人的地位、特點及基本潮流趨勢，是任何一個大籌劃所不可或缺的環節。具體到集團化專業制售假組織與從事打假調查的調查公司這一對具體矛盾對抗雙方來看，客觀、深入地認識假冒偽劣商品泛濫的本質，集團化專業制售假組織產生的根源、制售假行業與其他相關行業、組織的關系———既包括被侵權的正當守法企業，也包括消費者、執法部門、政府機關、其他企業、社會組織等；以及此類活動當前的主要特征與趨勢就是此種“審時”———綜合形勢分析評估工作主要要完成的任務。

 

    假貨為何會如此泛濫，屢禁不止，這種集團化專業制售假組織是如何形成的，它們背景支持是什么？

 

    國內打假研究權威、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總工程師、原全國打假辦公室副主任葉伯林在《假冒偽劣商品是二十世紀的工業“毒品”》一文中認為全球假冒商品屢禁不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１．有暴利可圖。“造假比銷售麻醉品和走私軍火的利潤更高，且沒有風險”，是一個高獲利低風險的產業。

 

    ２．很多國家打假或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不健全。

 

    3．使用假冒的設備、材料和勞動力等相當便宜。

 

    ４．除極少數惡**故外，總體來說，制假是“低級無傷害的犯罪”。有些國家雖然有健全的“打假”法律，但是，“書本上的法律不等于實施中的法律”，與其他刑事犯罪相比，人們往往看重偷竊有形資產的罪行，而偷竊無形資產的制假罪往往被放到次要的位置。

 

    ５．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迅速增長（如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國際貿易總的趨勢是消除或減少各種貿易壁壘，主張同國際貿易自由流通，例如，美國對船運貨物的抽查只有３％，這樣在１９９４年一年中，美國海關還是查禁了３７００萬美元的假冒商品。

 

    ６．原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一些國家，由于轉軌的速度過快，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監督體制已失調和弱化，為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新的監督和制約機制的形成還需相當長的時間，在新舊體制轉軌、碰撞和摩擦中，假冒偽劣商品迅速找到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我認為葉文對假冒商品泛濫的原因的評估是相當準確而有見地的，特別是對于中國而言，這幾點表現得更加明顯，以至于我基本可以很有把握地認為：隨著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的制售假，特別是集團制售假行為將會越來越泛濫猖獗，壓在政府打假職能部門及民間打假調查公司身上的擔子也會越來越重。

 

    從歷史經驗的角度看，任何一個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地區）基本都有過一段制假猖獗的歷程，無論是早期工業革命中的德國、法國，還是后來的日本、美國，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四小龍就更不用說了，其中的中國臺灣貨前些年還被認為是全球生產價廉質差商品的典型呢。我認為這里邊是有一定規律性與深刻的社會經濟歷史根源的。

 

    說句不太符合從事這一行業的“政治正確性”的話，對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雖然是相關法律原則的自然延伸與市場經濟一般原則的自覺體現，但很大程度上也確實是一種不盡公正的市場競爭游戲規則，特別是市場格局中的先發者對后起者進行壓制的工具。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新產品的研發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人力與時間是不假的，但對于多數技術含量一般，主要靠品牌價值撐起來的商品將其品牌的附加值標定得如此之高，是否合理那就見仁見智了。對于很多生產同類產品的后起者，龐大的專利費與使用許可費是它們無力承擔的，而它們生產的商品在很多情況下與正品相差不遠，甚至消費者還更樂于接受，這就是明證。說得更直接一點，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后起企業而言，發達國家某些企業所制定的企業知識產權戰略事實上就完全剝奪了它們通過正當手段獲得技術與使用許可，從而進入市場的可能。這一點，前段時間思科訴華為的案子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在國內這方面的矛盾有時表現得更明顯，如浙江的溫州，十多年前誰都知道這是中國假貨及假貨標志生產的大本營之一，而如今它們當地的很多企業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后，自己已經不再造假（這本身當然還是好事），反而開始對內地一些剛起步的企業口誅筆伐。這種情況在今天中國的經濟生活中是很普遍的現象———一些摸著石頭過了河的人（其中何止是一兩次地濕鞋）轉過頭來就把路給斷了，惟恐有人順著他走過的路也過河。因此，說起國家法律當然是應該遵守的，但對于這種因不同地區、階段的政策不同造成的矛盾如何處理也是一個值得很多人深思的問題，要不非但人心難服，到時真正的法律秩序、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市場秩序也難以有效地建立。

 

    正因為假貨的泛濫涉及這么多很復雜、一時又很難解決的深層矛盾———如某些地方政府對一般性制假行為的默許、部分地區民眾的生計對假貨生產的依賴等等，因此假貨泛濫的問題也不要期望一下就能有大的改觀。中國加入WTO后，全面卷入世界經濟大循環，加工生產能力極度膨脹，而高層次研發、品牌創建能力的嚴重不足使假貨的生產、泛濫產生了可能。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簽訂加入世貿保護知識產權的TRIPS協議，對假貨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打擊力度也將越來越大，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對國內有遠見的調查公司未雨綢繆地及時加大力度盡早整合各方面資源，有重點、有針對性地謀篇布局可以說是提供了幾乎是無限的空間。

 

    （四）料敵———當前集團化專業制售假活動的一般規律與特點。

 

    前文已經提到這類活動一般具有專業化強、組織化程度高、調查與反調查之間具有高強度對抗性等突出特點，因此對這類案件的特點及調查工作規律進行深入地分析，在思路上總結出一整套制勝策略技巧不但對于調查公司本身提高工作水平、減少不必要損失有明顯的助益，而且對于從事相關打假維權的公安經偵、工商、技監等職能機關的朋友也將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意義。

 

    根據我個人這幾年的觀察與思考，此類制售假活動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或者說規律最值得引起打假方的注意。

 

    第一，對市場具有極大的沖擊性。前已詳述，此不贅言。

 

    第二，分工負責，環節獨立、公秘結合、幕后指使———此類制售假活動本身的特點。這一點在前邊已經提過，這里從它給調查帶來的難度再進行一些更深入的分析：除了制售環節相對獨立，降低了可能的刑事與經濟風險外，制假者的主體身份也正由原來以港臺企業、鄉鎮企業為主的本身無品牌的作坊式制假發生變化，一些已具有一定規模和知名度的國有或民營企業出于牟取暴利、減少自創品牌的成本、打擊競爭對手等多種考慮也開始加入規�；�制假這一違法群體中來。由于此類制假主體本身具有一定的市場知名度與企業聲望，同時也進行合法品牌的生產，因此一般視線很難把它們與專業制假工廠聯系起來，具有很強的隱蔽性。

 

    就銷售過程而言，此類集團化售假流程一般呈多級遞減的模式，先是與生產工廠最近的內部銷售部門，下一級是各地區的專業批發商，然后是各大專業批發市場的二級批發商，然后再通過這些二級批發商將貨物通過來進貨的批發商批發到全國，最后才到各銷售終端和客戶手中。因為在所有這些活動中，制售假組織的老板一般不直接出面，而是通過自己親信的管理或技術人員負責各種具體生產和銷售活動，再加上流通過程本身的多層性———必須經過多級中轉批發假貨才能到達直接用戶手中，因此從市場上進行明面地順藤摸瓜，要找到背后的真正源頭確實非常困難。

 

    記得有報道說中國加入WTO的一次中美高級談判中，美方代表抱怨中國侵犯美國公司知識產權的現象一直沒得到遏制，而且中國打假打了這么多年，假貨越來越多。這些確實不是有關方面不努力，制假者所采取的種種降低風險、規避打擊的措施確實發揮了作用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