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集團化專業制售假活動具有很強的地域性與特定群體性的特點，除了前文所舉，另外，潮汕人、河南人也分別以其在假煙、假酒、假農資等領域的“領先地位”廣為人知。制售假活動多產生自這些特定地域與群體，并不是沒有原因的。悠久的商業傳統、較為發達的民間小工業、地方政府較寬松的管制、與周邊制售假泛濫地區的毗鄰位置———如廣東之與香港、福建之與臺灣。這些都是造成這些地域性與群體性特點的直接原因。而且，這里強調這個制售假活動的地域性與特定群體性也是有著實際意義的———正因為多數制售假組織內的這種地緣紐帶與家族化關系，使之對于欲了解此間內幕者具有引路者的作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一個來自北方的調查員到了廣東潮汕一帶，如果既不會說本土話，又沒有當地的朋友引薦，他在那些明顯到處都是的假貨市場上轉得再久也不會有任何實際意義，在某些特殊地區，如普寧的流沙鎮甚至還有可能直接遭到人身上的危險。

 

    第四，專業制售假集團多與地方政府中**分子或地方保護主義傾向較重的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我和不少同事在某些省進行調查乃至聯系執法部門采取行動中對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我們工作的主要難度還不僅僅在調查本身，如何讓我們辛辛苦苦甚至是冒著生命危險獲得的線索證據在提交給有關執法部門或者跟當地進行協調溝通中不泄密反倒要耗費我們更多的心力，一位同事在辦完一起案件后一語以蔽之———“總算從白區出來了”。雖是玩笑亦可見其艱辛。第五，即前文所說由于制售假分子極強的反調查意識與反調查能力，導致高對抗性成為此類調查最顯著的特點。

 

    我這幾年曾抽取了自己、同事、其他公司朋友和從各種渠道收集到的此類調查與行動案例幾十個，進行細致研究后發現這類集團化制售假的反調查意識與措施基本是貫穿其活動整個過程，每一環節都基本設想或采取了專門針對國家有關執法部門與調查公司的防范措施，總結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１．工廠選址越來越隱蔽———偏僻山溝里的山洞、廢棄的廠房、借用的軍隊武警或政府機關的限制區域的房屋、“爛尾樓”的地下室、四周隔水的小島等都可以成為專業制假者選定的廠房，有的甚至挖掘地道或把水上的輪船都當作地下工廠的廠房。造假者選擇這些地點場所作為造假用車間廠房，一來使其被調查公司或執法機關發現的可能性減小，二來給執法機關和調查人員的接近取證及具體的打擊行動都增加了障礙。

 

    ２．對員工的招募與管理：對可直接參加生產的人員，他們的管理控制是相當嚴格的。骨干人員肯定只使用自己的親信，工人一般招募自己的老鄉或經過嚴格審查的人。工作制度管理上，工作時間禁止會客、嚴格控制休假時間（怕員工私生活過多，被人盯上）、對員工或相關人員在廠區行動進行嚴密監視；更有甚者，前段時間廣州市煙草專賣局在對一個制假煙工廠采取行動后，發現制假老板為防止工人走漏消息，竟對窩點內打工者完全限制人身自由，平時進出窩點要蒙上眼睛，或用全封閉式車輛運送，使其不明窩點方位。

 

    ３．嚴格控制各種來訪人員的活動：除了嚴格入門登記制度、派專人陪同來訪者在廠區的行動、嚴密注視來訪者在廠區的行動等常規措施外，一些以廢舊平房為車間的隱蔽工廠干脆完全禁止外來人員進入。

 

    １． 廠區本身的安防設施與安防力量：

 

    為避開執法部門與調查公司的耳目，一些制假工廠不惜工本，斥資興建高大圍墻（上邊一般都倒插有碎玻璃或加高一層防盜鐵絲網）、大門加裝防盜門，閉路監視系統日夜不間斷地監視主要出入口與光線陰暗容易被潛入的地段；在臨墻的玻璃窗內加裝微型防盜報警器；門衛保安森嚴，嚴格進行來訪人員入廠登記，定時不定時地進行廠區巡視。更有甚者，直接收買當地村民與治安聯防隊員為其放風，或者在窩點附近設置暗哨，對靠近制假廠區的可疑人員進行嚴格盤查，甚至隨意毆打。去年，廣州一家調查公司的一個調查員就是接近粵東某制假工廠時遭到周圍望風人員的毆打，雖然他再三表明身份，周圍同伴也極力營救，但還是被制假方雇傭的人毆打致殘。

 

    ５．生產及運輸環節進行嚴格細致的分工，進入窩點的造假物資采取多點轉運、多車牌換運和多人押運的手法，將原輔料在夜間一車車運進，加工一車貼上標簽，再隨時運走一車，裝車時周圍有人把風，車輛在途中也經常注意是否被跟蹤等可疑跡象。

 

    這樣就使得生產中多數環節表面看上去合法，真正被發現直接制假的環節的風險被降到最低，而且這樣即便被抓到數量一般也有限，很難對之進行真正嚴厲的處罰。

 

    ６．極為重視與外圍銷售方之間通信聯絡的安全，難以從市場泛濫的假貨零售中順藤摸瓜。

 

    這類制假集團中的銷售人員在跟下線批發商的交往中一般不透露真實身份，僅通過一張無地址或假地址的名片上的手機號碼聯系，而且這類手機一般多為充值卡手機或借用他人身份證號碼，以常規手段很難從電信部門查出有價值的線索。而且批發商與之再下一級的銷售商的聯系也依此辦理，再加上他們在進行正常聯絡時，也經常通過使用多個手機號、公用電話等方式以避開有關方面的技偵手段，因此通過通信監控追蹤的方式很難順藤摸瓜發現真正的源頭。

 

    （五）知己———調查公司在進行此類案件調查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對于調查公司而言，為了滿足向客戶提交調查報告及向執法部門進行舉報的客觀需要，對這類案件的調查，特別是對制假工廠、假貨存放倉庫的確認，關鍵在于兩點：其一，對制售假行為的具體數量、品名、地點進行證實與查明。其二，觀察地形與目標防范情況，為制定行動計劃，確定行動時機、方式提供依據。

 

    其中最核心的是證實與查明環節：如目標工廠內到底是否在生產銷售涉嫌侵權的產品或者標志？如果是在生產銷售，大概數量有多少？這些情況除了依靠線人線報外，就主要靠調查員自己通過各種手段目擊核實了�？墒且�做到這一點，不但要求調查員能有效地接近制假目標，而且還要突破由人防技防等多道措施構成的防線。從目前的情況看，隨著制售假水平的不斷提高，這類工作的難度已經變得越來越高。而反觀調查員自身，由于種種原因，自身的不足也非常明顯，嚴重地影響了有關工作的開展。

 

    從目前調查工作的操作實際來看，調查公司在此類調查工作中面臨的主要困難有：

 

    １．調查員本身對目標行業的不熟悉。

 

    國內目前出現假貨的行業可謂林林總總，甚至可以說，只要不是諸如導彈衛星等高精尖領域的行業都或多或少有假冒產品的存在，具體產品中出現假冒的情況就更多了。這么多的行業產品，同樣多的防偽措施，里邊涉及的知識信息量實在太大，任何一個調查員都無法獨自掌握這么多產品的辨假識假資訊，何況每個行業又均有其行規、交易特點方式。不熟悉就沒辦法有效識別，就更難談得上有效滲透和打入了。因此調查員對目標行業的不熟悉歷來是一個大問題，真正有經驗的調查員永遠都是少數，而多數調查員都往往只對一個行業或幾類產品了解較深，但調查公司接的案件門類卻不是調查員自己能夠挑選的，因此調查公司有針對性、計劃性地強化自身在幾類行業中的專業網絡布建的同

 

    時，加強對調查員產品知識、不同行業行規的培訓，有意識有計劃地選派一些調查員到相關行業從事業務、技術等方面的工作是加強調查員對目標行業的熟悉，從而有效開展打假調查的基礎。

 

    ２．被調查對象的大流動性、跨地區、跨國特點。

 

    制售假活動，特別是集團化專業性的制售假活動流動性是很大的，為逃避打擊，有效配置資源，充分利用不同地區、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執法力度的差異形成的漏洞，專業性制售假集團從來就是跨地區、跨國經營的行家———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起飛時假冒偽劣產品的猖獗一時，再到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中國大陸全面進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制假集團紛紛以“三來一補”、“投資合作”的名義涌入以廣東、福建、江浙一帶為主的中國沿海地區，從這些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制假集團是很善于利用后進地區工業化進程中急需資金、項目的需求，從而對打擊制售假等地下經濟網開一面的所謂機會的。由于這種地區性、國別性的打擊政策規定、社會環境的區別，使得制假者往往將整個制造、銷售環節高度分散，使得在甲地非法的環節在乙地則合法或執法力度較弱，加之這種大流動性的制售假過程本身也極大提高了打假調查方的成本，從而減少了其被查獲的機率。

 

    ３．在具體打擊行動中因制售假者關系網、保護傘的長期客觀存在而造成的雙方背景、權力、支持的不對等性。

 

    前邊分析列舉專業化制售假集團的特點時已經說過：專業制售假集團往往與地方政府中**分子或地方保護主義傾向較重的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直接形成了利益共同體。而在具體調查與打擊行動中，調查公司能獲得的支持一般只有輿論媒體和“明面上的法律”，在實際處理過程中制售假方與調查打假方所能憑借的背景支持往往不對等，除非是中央一級的部門或媒體介入，方能使這種背景力量的不對等得到暫時的改變。這就使得即使調查方獲得了證據，地方執法部門卻往往不出動；或者出動前給制假者通風報信的情況屢屢發生；即便執法機關出動了，但在處理上卻往往還是重罪輕罰，以罰代刑甚至不了了之，使得打擊根本達不到本來的目的。

 

    ４．調查員在個人經歷、所能調動的資源上受限一般較大。

 

    國內調查員除少數資深人士既對企業運作、目標行業有較多閱歷，又有較豐富的人生經歷外，一般調查員的社會閱歷、工作經驗、社會層面都還是比較有限的，而他們面對的往往是閱歷豐富、老奸巨猾的制假犯罪分子，因此在一般接觸上往往容易吃虧。另外，調查公司對調查員在專案中的費用控制往往較嚴，這也給調查員在制訂需要動用一定資源的調查行動方案時帶來了較大的限制。

 

    5．對于地域性、家族化色彩明顯的團體，很難深入其內部。

 

    這一點對于某些以地域同鄉和親戚紐帶結合的制售假集團非常明顯，如潮汕人組成的制假集團，如調查員自己不是潮汕人或能獲得有關人士的引薦，不要說深入內部，就連與之真正搭上線也是很困難的。國內調查公司一般調查員以內地人為主，職業身份及個人經歷各異，骨干多為公安政法部門的退職人士，因此在跟某些地域性、家族化色彩明顯的團體接觸上往往困難重重。

 

    ６．打假調查經費及技術手段受限，對于隱蔽較深防備嚴密的制售假者缺乏有效的突破手段。

 

    制假者由于其從事的是暴利行業，因此往往財大氣粗，不但出了事后能大把大把地“撒銀子”收買相關人員，在平時防范上也往往舍得下大本錢。最新式的點控報警器、紅外線監視儀、進口安防系統一整套先進的防范器材，有時比調查員用的還先進。調查公司使用各種技術手段，特別是一些較敏感的技術設備受到國家法律法規的很大限制，但制假集團卻不會在乎國家的法律法規。再加上國內不少調查公司受財力限制，調查員能夠使用的掩護偽裝手段、技術設備都比較有限，這就直接導致了多數調查公司手段方法的陳舊貧乏。方法陳陳相因，且已為對方熟知，又如何能夠出其不意，真正克敵制勝呢？

 

    ７．多數調查公司由于管理體制的局限，較大地限制了調查員之間有效配合與協作體系的建立，從而使得很多必須通過分工協作才能開展的行動無法順暢操作，因而增加了調查的難度與調查員個人的風險。

 

    ８．調查員缺乏正當的身份，在取證過程中很難獲得有關方面的協助，而且在調查時，特別是深入制假窩點被制假者識破欲行兇時往往缺乏起碼的保護。

 

    這一點是老大難的問題，在調查業本身沒有取得合法地位、被國家法律完全認可之前，這個問題基本沒有解決的可能。